1951年2月5日清晨，嘉陵江雾气未散，刑场周边站满警戒士兵。冉益智被押下卡车，脚步踉跄，却忽然高喊一句“共产党万岁”，枪声紧随而至，这一幕让围观者议论至午后仍未停歇。
三年前他还在重庆市委机关里整理秘密电报，是地下交通线上重要一环。1948年4月，《挺进报》被破获，国民党特务顺藤摸瓜抓走刘国定，随后锁定冉益智。当晚的突击审讯里，皮鞭与水牢轮番上阵，他咬牙撑到天亮，却终究在第二天午后写下长长的名单。
渣滓洞的门一开再开。江竹筠、李青林、雷震先后被带进潮湿甬道，号子里顷刻变了天。1949年10月1日，新中国成立的消息被偷带进牢房，铁窗后的掌声此起彼伏，却又立刻归于沉默——大门还锁着，谁也不知道能否等到红旗飘扬的那一刻。
江竹筠被提审时只说了六个字：“不知道，不认识。”刑具换了一轮又一轮，恼羞成怒，仍挖不出只言片语。11月14日，她在歌乐山枪口前昂首而立，年仅二十九岁。有人回忆，她最后看了一眼西南方向，像是要把山城的天际线刻进记忆。
冉益智却在特务机关里逐渐“升职”。他为敌方绘制组织架构图，用红笔标记“已捕”“待捕”。涂孝文原本立场坚定，被他一句“你连命都保不住，还谈什么主义”诱至迷茫，最终也签下供词。连锁反应让川东地下体系几乎瘫痪。
1949年11月30日，解放军入渝。杜聿明已率残部向川北溃退，重庆城内一夜换旗。冉益智躲进南岸郊区，试图以往来情报的功劳换取“反正将领”待遇，结果被群众举报。几天后，刘国定也在投案自首时交出藏匿的文件袋，妄图争取宽大处理。
军事管制委员会决定公开审理。庭审现场人头攒动，检察官宣读起诉书，每念一个名字，席间便传来低沉抽泣。冉、刘辩解自己是“被逼无奈”，法庭给足申辩时间，仍判处死刑。宣判那一刻，冉益智面色煞白，似乎才意识到过去的筹码已被彻底清零。
“让我见见家人。”押赴刑场前，他压低声音对看守恳求。看守只是冷冷回应：“晚了。”短暂的沉默后，冉益智转向路旁人群，高声呼喊那句迟来的口号。有人愤怒地背过身，也有人叹息，唏嘘声掠过冬天的河风。
事后，不少老地下党员分析，叛变从来不是一夜之间的道德崩塌。长期的孤立、拷打、对家人安危的担忧，再加上组织对个人生活失察，都可能成为敌人突破的缺口。冉益智在延安学习时本被提醒要加强政治修养，可回到后方的花天酒地消磨了他的意志；刘国定的经济问题更是公开的秘密，特务轻易抓住了把柄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渣滓洞与白公馆并非单纯监狱，它们渐渐成了秘密课堂与信息枢纽。墙缝里藏书、饭桶底暗号、夜半敲墙传讯，种种应急智慧让革命星火维系不灭。可若干枚摇摆不定的心，仍可能对抗不住酷刑与诱骗，这正是组织最痛的教训。
有人质疑：冉益智临死前的呼喊算忏悔吗？历史学者给出三种解释——一是真心悔悟求得精神赎罪；二是为家属留下体面标签；三是心理高压下惯性的口号反射。哪一种更接近事实已无从考证，但那一声喊确实暴露了背叛与信仰之间的撕裂。
1951年春末，审判档案在重庆档案馆完成归档。文件夹的封面淡黄，上面批注“典型安全教育材料”。随后几年，各级党校把冉益智、刘国定的案卷列入学习课目，目的不是渲染血腥，而是提醒组织必须在日常就把安全防线织得更密、更细。
遗憾的是，叛徒的家属在现实中仍背负沉重阴影。有人改名易姓搬到外省，有人多年不敢谈及父辈。社会对他们的态度介于同情与警惕之间，这种“边缘感”与案件本身同样值得研究，因为它揭示了历史余震如何持续影响普通人。
枪声散去已七十余年，嘉陵江水日夜东流。忠诚与背叛、生与死、光明与阴影，曾在同一条街道上短兵相接，也在同一瞬间各自定格。那些档案里的名字也许会慢慢模糊，但文件纸背后的经验教训，却依然需要被不断掂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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